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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美国汉学家罗斌(中):我为何喜欢研究“边缘”历史

发布时间:2018-07-31 来源: 点击次数:185

专访美国汉学家罗斌(中):我为何喜欢研究“边缘”历史 各级税务机关还指定专人全程监控小微企业申报情况,每日登录工作门户网站,查看系统中放弃享受小微优惠政策的企业数据,发现应享受未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减免税优惠比例计算错误的,及时电话、短信提醒或上门辅导服务,辅导企业进行补充申报,足额享受优惠。对因未及时享受优惠,补充申报造成的多缴税金,税务人员在进行提醒、上门辅导时,办税服务厅人员在纳税人进厅补充申报享受优惠时,主动告知纳税人可在以后申报期间抵顶税款或者为其办理退税。对即将注销企业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也确保享受优惠,不漏一户。在注销前对企业进行纳税辅导,辅导纳税人在注销年度汇算清缴申报和清算申报中享受小微优惠政策,并在注销表单上面进行小微标识,大厅依据小微标识进行注销申报,进一步降低注销企业未享受小微优惠的风险。河北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负责人表示,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创业、促进民生改善、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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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为何研究《逸周书》罗斌:喜欢边缘性历史这个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比较喜欢研究边缘性的东西。 比如,很多人研究《周易》《论语》《孟子》,我觉得这些不需要我去做,我更喜欢看别人不太研究的资料。 当时,我定了论文题目,就是古书中得民、得人的得,哲学上普遍将得民理解为得民心。

但我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看,得民心可以是一个历史题目。 当时周边的小国去争地是为了得到人,一旦有了人就可以参军、耕田,增强国家实力。 因此,得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之前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涉及到政策方面的资料,我当然会看《孟子》《荀子》和法家等文献,在查询过程中发现《逸周书》中有些资料也值得参考,但基本上没人用这本书。

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曾说过这样一个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存在的某个问题,为了做一个题目可能要引用《礼记》,你现在可能花半辈子在向人证明《礼记》是可靠的引用材料。

也就是说,为了说明我能够引用《逸周书》,还得考证《逸周书》的时代背景,因为它比较复杂:早有西周的资料,晚有战国甚至秦汉早期的文献,对它的时代背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也很少有人去考察《逸周书》的时代背景。 我觉得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值得研究,于是选了与《逸周书》有关的题目,题目中包含很多兵书内容的资料,我就以这些资料为引子,做整个《逸周书》的源流考。 对,《逸周书》存在大结构和小细节的问题,它小到几个字都非常关键,你甚至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考察、弄清楚这几个字的含义;大到它的整个结构。 为何会产生这个结构?这些都是需要考证的。 《逸周书》中的70篇类似于《尚书》,它是否存在单独的版本?它包括礼书、兵书等资料,还有类似《尚书》中的对话,讲的内容为何如此复杂?这是因为它既有小细节的问题,也有大结构的问题。

大数据分析古文献可以做也应该做我读书时,就不存在比较的可能,因为这些古文献还没有数字化,但现在可以利用数字人文来处理文献。 举个例子,《吕氏春秋》可以采用数字人文来处理和分析,为什么呢?因为《吕氏春秋》是当时一批人搜集的资料,存在时间早晚的区别,但它的资料基本上是同时代,经过整理,它的基本语法和用词都是一致的,若你用大数据的方式了解《吕氏春秋》,是极有可能做到的。 但《逸周书》不同,它其中的文字本不多,也不好利用大数据处理文本,一方面是因为你搜索的词、句在整本书中可能就出现过一次,这种数字并不具代表性;另一方面因为《逸周书》每一篇可能成书于不同时代、有不同作者,大数据没法搜索出其中的词或句。 我之前尝试过用大数据分析《逸周书》的文本,但我发现存在的问题是:关键性的东西可能就出现一次或者两三次,没法确定它是否具有意义或者只是偶然。 我们做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会产生较多细节方面的年代问题,当然也有大方面的年代问题,如《左传》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就不一样,更有利于我们区分它的成书时间和历史背景,但这种例子不会很多。

总体来讲,用大数据分析中国古代文献是非常有前景的,比如,考古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把一系列的陶片和器形作系统分析,你肯定能够分析出一些新的东西,但是用大数据分析文献,会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 :现在数字文献有很多人都在做,这是非常有用的,但如何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做古文献而言,30年前采用传统方法和现在采用大数据的方法处理文献,其实差别不大,不像其他的领域,从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与传统方法得出的结论差距很大。 我不否认数字人文,这个可以做也应该做。

但就我目前所了解,很多学者也想解决这个问题,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统计虚词,问题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不是虚词。 西方有位叫蒲立本()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语言学家,他分析古汉语,如商代、西周甲骨文的语法和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的语法,通过虚词的小细节能够从语言学上显示出差别,但很多人不认可他研究的这种差别,大家用大数据去查普遍不会发现这些差别。 避免过度解读不能因犯错而放弃研究凤凰网国学:它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上,是王的名字,我们只能猜测它可能与后面西周差不多,一直到唐宋以后,应该说是一直在变化。 我认为《逸周书》开始成为边缘性的文献基本是在宋代,在宋代之前,《逸周书》不是边缘的东西,很多学者都会看,都会引用。

到宋代以后,看的人就慢慢少了,主要可能是因为《逸周书》中的文武概念。 从战国中晚期一直到唐朝,文武概念就相当于阴阳或很多其他词,完全是一体的概念。 宋代以后,一般知识分子都想把文武概念分开,不愿将这两词放在一起,它可能是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因素造成的。

因此,宋代以后,很多学者看《逸周书》,会经常批评它,认为圣人不会触碰武这一方面,文王、武王也不会讨论武力,就将《逸周书》归结为伪书。

但实际上,这不但不会损坏文王、武王的圣王形象,反而证明了二王的睿智,准确地理解文武二者的关系,这是一个变化。

凤凰网国学:一直都是这样的,若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国家统治在文武策略方面就会存在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对西周有一个固定的印象:西周似乎是天下和平、国泰民安的状态。 但事实上,周王一直在扩张,在边缘地带与敌人周旋。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家、各贵族也在扩张、较量,这种状态下,就需要理论指导。 在早期武力扩张过后,战争双方可能各自回归自己的领地,并无任何意义。

当然,在更早期的扩张中,可能存在宗教的意义,即胜利方会用敌人祭拜祖先,或者向祖先汇报战争胜利的成果。

在春秋战国时期,胜利方占领对方的领土后,必须要利用这块领土。

因此,他们非常强调文武的理论。 当他们去攻打敌方国家时,并非攻打老百姓,破坏百姓的房屋,而是要擒拿军队将领,安抚百姓,进而征收百姓赋税、服兵役等,这样的征服策略才是成功的。 如果纯粹是讲孔、孟、荀,他们所讲的得民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哲学上的问题,但我认为孔、孟、荀所讲的是后来产生的,国家扩张或战争初期所面对的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哲学问题。

凤凰网国学:我听说过蓝悟非,商周时期不容易研究,从商代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商和周存在较大的区别,商代在安阳时期,它用暴力的方式对待老百姓,它的权力是建立在掌握百姓生杀大权的基础上。

周代在统治方式上是否存在转变?有学者坚持周代在统治上更加趋向文治,当然持这种理论的人多少带些情感,他可能希望如此。

事实上,从周代的材料看,这个转变是值得所有研究古代史包括希腊、罗马、埃及的学者注意的,社会发展趋向由武转文的发展倾向,而不光是依靠武力的方式。 古书中有句很著名的话:君子以德,凤凰网国学:对,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并不证明当时没有出现转变,我们要避免出现过度解读的错误,但是也不能因为有人犯错而放弃研究,这个度比较难把握。 未完待续【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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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业,生平不详,据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是荆州武陵人,告密后被提拔为晋的中护军,即禁军司令。王经(公元?-260年),冀州清河郡贫寒农户出身,曹魏政权提拔到江夏太守、雍州刺史的高位,公元255年洮西之战被蜀汉姜维击败,回朝任尚书。王经拒绝和王沈、王业一同去告密,决定和曹髦一同赴死。曹髦禀告太后回来,带着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侍从焦伯等到陵云台,取出那里封存的铠甲兵器,发给宫中的僮仆、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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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得益于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教育进步,也与中国对文化与历史的尊重息息相关。”阿祖莱说,中国的成就向世界传递着促进教育、文化和科技合作的重要信息,教科文组织将继续与中国相互支持。  阿祖莱认为,“”倡议契合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宗旨,文化和教育合作与交流是该倡议中最富深意的内容。“这一倡议为东西方交流增添了新活力。

  专访美国汉学家罗斌(中):我为何喜欢研究“边缘”历史 这三个层面的研究都是必须的。同时此次《规划》中明确了非常具化的指标。